| 發(fā)布日期：2017-09-19 09:54:03 來源： 分享到： |
2017年9月8日下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2017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十三講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大會議室舉行。本場講座邀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亞蓉特聘研究員（圖一），為大家?guī)眍}為“沈從文與古代服飾文化”的學術講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研究員主持并點評（圖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服裝學院等單位的100余位專家學者和學生們聆聽了此次講座。
圖一：主講人 王亞蓉研究員
圖二：主持人 劉國祥研究員
可能至今最令人熟知的是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先生，而不知沈先生的另一個身份——歷史學家。王亞蓉研究員最為熟悉的卻正是這位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先河的沈從文先生，以下王亞蓉研究員將從三個方面具體介紹由沈先生開創(chuàng)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事業(yè)。
一、紡織服飾研究工作之肇始
中國是世界上育蠶繅絲最早的國家，在公元前已憑絲織技藝享譽世界。絲織滲透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應用于著裝、家飾等諸多方面。紡織文物屬于有機質(zhì)，使其難以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得到類似于骨、角、牙、玉、瓷、青銅等文物的重視，因而隨著近代生產(chǎn)方式顛覆性轉變，中國傳統(tǒng)紡織鏈幾乎被徹底打破，加之紡織實物保存時間僅以百年，最終導致了中國絲織文明的斷裂。
（一）《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出版
一九六三年，周恩來總理在外交出訪中，發(fā)現(xiàn)了以絲織聞名的我國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紡織、服飾語言，在國際交往中形成巨大反差，因而囑托沈從文先生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禮品書一事，為中國紡織文化的世界文化地位明晰定位。
沈老自己回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肇始：“六十年代初春夏間，因周恩來總理和幾個文化部門的人談及每次出國，經(jīng)常會被邀請看看那些國家的服裝博物館、蠟像館，因為它可代表這一國家文化發(fā)展與工藝水平。一般印象，他們的展示多是中古到十七八世紀材料。我國歷史文化悠久，新舊材料很多，問是不是也可比較有系統(tǒng)編些這類圖書，今后出國時，作為文化性禮品送送人。當時齊燕銘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長，推薦由我來做。”
圖三：沈從文先生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經(jīng)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動蕩后，直至1981年9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文版和日文版終于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這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開山之作。（圖三）當時，沈先生帶領王㐨先生和我在香港商務印書館辦事處做校對書稿工作。期間沈從文先生還抽空到中山大學拜訪老友商承祚和容庚先生，（圖四）當時三位耄耋智者歡愉的場面，令人十分感動，當天商先生還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本書題寫了書名。
圖四：沈從文先生（中）與容庚先生（右）和商承祚（左）
（二）結識沈從文先生
沈從文先生對文物、史料的研究興趣很早就已開始，從上世紀30年代就特別注意有關其家鄉(xiāng)湘西苗鄉(xiāng)地區(qū)的各種工藝制作，而且在40年代就開始寫了一些關于紡織考古的論文。解放后更是因工作變更的需要，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文物研究、宣講的工作中。周總理的囑托成為一個契機，讓沈先生將更多的心智投入到紡織服飾“史、實互證”的研究工作中。如1953年沈先生在《新觀察》上發(fā)表了《織金錦》的文章，一萬余字，文中他提出許多當時其他人并沒有關注過的新觀點。其中，許多東西的命名、定名就是沈先生定的，如現(xiàn)在我們耳熟能詳?shù)?ldquo;玉衣”的概念就出自這篇文章。果不其然，1968年發(fā)掘的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與其妻竇綰墓便有金縷玉衣出土，證實了沈老的推論研究。
眾所周知，沈從文先生做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于時代的原因，遇到諸多問題，耽擱許多，但其間，沈老從未間斷對文獻、文物的閱讀和琢磨。而王㐨先生和我則是在沈先生的這些動蕩與艱辛中與他相識，并受其感教，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份研究工作中。
七十年代圖書館是門可羅雀的處所，終日寥寥幾人。我因在北京圖書館查找期刊資料，與沈先生的好友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楊纖如教授相識。楊教授在了解我所要查找的資料的情況下，便告知沈從文先生處有我所需要的資料，并熱情介紹我與沈從文先生相識。1973年由于沈先生缺少助手，我希望可以幫助沈先生繪圖，沈老便要求我根據(jù)《人民畫報》上的一組金銀錯文物圖稿，“摹畫”西漢華佗提倡模仿動物健身的五禽戲之熊戲。（圖五）沈先生看后十分滿意，認為我領會了他所要求的意圖，自此，我便成為了沈先生物質(zhì)文化史研究的幫手。
圖五：五禽戲之熊戲
上個世紀70年代的沈先生除了繼續(xù)整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書稿工作外，對各種物質(zhì)文化史的研究始終沒有間斷。但沈老真正最為關注的，還是如何讓民族的文化精髓更多地傳播出去，因而從一開始他的研究方法即為“史實相證”，而目標則是將實物與文獻對照后，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這些研究了解和再次拉近與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距離。沈先生的研究一直是需要繪畫再現(xiàn)和實物取證的求索。我早期的工作也正在于此，從那時起我也走進了傳統(tǒng)紡織服飾文化研究，直至今天。
（三）開創(chuàng)紡織考古事業(yè)
一九七八年，沈先生調(diào)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建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室。由沈從文先生提議，經(jīng)胡喬木院長批準，王㐨先生與我正式成為沈先生助手，（圖六）開創(chuàng)了紡織考古文物研究之先河，倡導“以物證史”的唯物主義方法研究服飾文化。王㐨先生與我雖不能與沈先生相匹，但也確實完成了些先生未有涉足的工作，反而使得先生晚年的工作更加順利，我們的實踐與先生的研究結合，更對我們自身受益極大，可謂我輩之大幸。
圖六：前排左三：沈從文，左四：王亞蓉
在早期輔助沈先生的服飾文化研究之時，有一系列工作首創(chuàng)于我國，它真正地完善了中國古代紡織服飾研究的工作內(nèi)容，而我也終生從事服飾文化研究工作。這項工作就是紡織考古的所有實踐與研究工作，它不僅真正完善了由沈先生開創(chuàng)的紡織服飾研究工作，也成為中國考古界唯一一個屹立于世界考古界的中國特有分支學科。
作為這項工作的第一批實踐者，在實踐中深感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歷史積淀的深厚，因而覺得自身責任重大。作為考古現(xiàn)場的工作人員，行使著保護、研究文物的職責，難以存留的有機質(zhì)紡織品文物，出土多脆弱變質(zhì)，現(xiàn)場稍有差池即毀壞或誤導文化的方向，可以說看到拿不到即為大罪。四十余年的一線工作經(jīng)歷，使我不敢對別人妄加評論，只是時時自省，現(xiàn)今回想起來，應算問心無愧。
王㐨先生與我共同參與了包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湖北荊州江陵馬山一號楚墓、陜西法門寺唐塔地宮、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北京大葆臺漢墓、河南省三門峽虢國墓等紡織品的發(fā)掘保護修復工作。王先生身體狀況下降后，我個人則獨立主持了新疆民豐尼雅東漢墓、北京老山漢墓、湖南沅陵元墓、北京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江西靖安東周大墓、江西贛州慈云寺塔北宋文物、河北省隆化鴿子洞元代洞藏文物、遼寧省葉茂臺遼墓等多處紡織品文物的發(fā)掘和修復保護及研究工作。
這些工作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中國歷代紡織文物實物鏈，為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證，也在實踐中完善了紡織文物的保護與工藝技術的研究。
1995年是沈從文先生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三十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郭沫若之子郭漢英先生的支持下，在郭沫若故居將沈先生的作品和服飾研究的成果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紀念展。（圖七）該展覽非常成功，得到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國家文物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服裝學院等單位領導專家的一致好評。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忍之先生詳細地了解我們的工作狀況后非常感慨的給我們提了八個字：辛勤耕耘 慘淡經(jīng)營。
圖七：左一：新華社記者，左二：王亞蓉，左三：沈夫人，右三：王 㐨，右二：汪曾祺，右一：郭漢英
二、紡織考古領域的實踐與研究
沈從文先生極力倡導服飾文化研究要“古為今用”。紡織考古發(fā)掘保護是繼承先輩的中國元素技藝，并應用于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振興中國服飾文化服飾研究，是和現(xiàn)代社會生活最貼近的研究。因而我們在沈老的指點下，特別注重紡織服飾研究工作之延伸。以下將舉三個例子講述近年來紡織考古現(xiàn)場的情況。
（一）江西靖安東周大墓
江西省靖安縣位于贛西北宜春市，東南距南昌80公里。江西省靖安縣地形西高東低，西部為山地，東部為丘陵平原，北河由西往東橫貫全境。東周大墓所在的水口鄉(xiāng)位于縣城西側十公里處，為丘陵向西部山地的過渡地帶。水口盆地東西長約三公里、南北寬約二公里，東周墓葬就位于盆地南側邊緣。
根據(jù)江西靖安東周大墓部分被盜掘后收繳上的遺物包括絲織品的殘片，國家文物局便批準對該墓葬進行搶救性發(fā)掘，并通知我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參與到絲織品的搶救和保護工作中。該墓葬為土坑豎穴墓（圖八），分三組四十七個棺材，棺木之間幾乎沒有間隙。所以考古工作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提取棺材。因南方地區(qū)水位低且潮濕，棺內(nèi)多有積水，便采取虹吸抽水，為防止棺內(nèi)絲織品在運輸途中被顛簸錯位，便用脫漿的白棉布敷上。然后，我們制作了專門的鐵架子車，將棺材運送至附近一個大糧庫清潔消毒后作為臨時的實驗室，并用十臺空調(diào)將室溫降到18℃。
圖八：江西靖安東周大墓
因包裹尸體的竹席十分脆弱，便采取了卷取的辦法，同時又需要注意保水。提取后發(fā)現(xiàn)當時竹席的編制工藝與現(xiàn)代幾乎相同，均為橫豎的“人”字紋。（圖九）
圖九：發(fā)掘清理出的竹席
在對絲織品的清理過程中發(fā)現(xiàn)泥、沙和絲織品都混在一起，而那些沙十分細小，最大也僅有綠豆大小，因此一粒粒撿出來。絲織品也都在泥土里包著，無法判斷具體形態(tài)及樣貌。因此，便決定在旁邊建造一個水池子，用手拍打水，利用水的波紋將泥蕩出來，每次清理都需要換五六十次水，當絲織品即將清理完畢時，則需要用海綿等慢慢將水及泥污吸附出去，該過程十分漫長。（圖十）當泥污完全清理完畢后，得到了迄今從棺內(nèi)出土的最大的一塊紡織品，經(jīng)測定該絲織品為桑蠶絲的方孔紗。
圖十：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發(fā)掘-紡織品起取、清理
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經(jīng)歷兩年時間的現(xiàn)場搶救性清理保護，得到我國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最早的經(jīng)錦紡織品實物（現(xiàn)在見到的紡織品多為緯線起花稱為緯錦）。該墓葬清理出東周時期絲織品方孔紗、狩獵紋織錦、幾何紋織錦，（圖十一）其中幾何紋雙色織錦織物密度達到了240x10根/cm2，時至今日都是相當高的水準。經(jīng)初步研究，該墓葬的所有墓主人均為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女性，然而未發(fā)現(xiàn)一件首飾，可能并非達官貴人的妻妾而是附近紡織工坊的織工。本次發(fā)掘工作成功地搶救保護下東周時期的墓葬及珍貴文物，并取得許多東周時期服飾文化的實證。使得這座東周時期墓葬被評為2007年的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
圖十一：江西靖安東周墓出土經(jīng)錦原件
（二）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戰(zhàn)國楚墓1982年清理的位于湖北江陵的馬山一號戰(zhàn)國墓，密封狀況良好，棺木中極好地保存了絲織品文物，開棺之初即令人非常驚嘆，見到七彩的繡被十分漂亮。但王㐨先生看一眼后便決定立即閉棺密封，運回實驗室內(nèi)進行進一步清理工作，以便在更好的環(huán)境中進行清理、保護、研究。
該墓葬發(fā)掘至今已經(jīng)有三十余年，除了發(fā)掘人員能夠親歷文物外，人們能夠看到的文物均是發(fā)掘整理后的展示品或圖片，多數(shù)人對文物的認識都是“二手”或不全面的。馬山N10（內(nèi)棺第十件文物）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的領緣絳，從文物圖片上多數(shù)也只能看到正面形象，而僅以圖片資料作為依據(jù)的話，我們或許會得到兩種復原結果。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結果從紋樣、色彩、尺寸等方面似乎都與報告相合，那么孰真孰假？我們接著研究兩種復原品的背面，根據(jù)具體工藝技法最終確認如圖十二的結果。
圖十二：江陵馬山1號楚墓N10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左：復原件、右：原件）
江陵馬山1號楚墓N10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的衣領是十分值得關注的。衣領是十分規(guī)矩的幾何紋，均為菱形，而菱形中部的圖案則十分考究。如圖十三右側的菱形中部為一架馬車，馬車上穿藍衣服的為馭手負責趕車，黃衣服的正在搭弓射箭，后邊插著旌旗。人物的下方為車廂，車廂下邊是車輪，前邊為拉車的奔馬。在這組車馬狩獵圖的正左邊的菱形中，有一野獸中箭倒地并回頭張望，而這只野獸的前方還有一只奔跑的小鹿。在車馬狩獵圖的左下方的菱形中，有一個人擰著身子，右手持長劍，左手拿著一個盾牌與對面的老虎在搏殺。而在該圖案的正左邊的菱形中，則有一個人跪在地上，右手拿著匕首跟豹子正在搏斗，旁邊還放著一條小獵狗。在這僅僅6.8厘米寬，17厘米長的一個單元中，便將古代貴族田獵射財狼搏虎豹的場景表現(xiàn)出來了。僅這個副領，一個繡工需要繡七個多月，可見當時君王生活之奢靡。
圖十三：衣領上的車馬狩獵圖
上述例子或許應該讓大家有所感觸，真實的紡織文物史有時會被盲目所誤解。馬山楚墓是我們首次得見并清理獲得的戰(zhàn)國珍貴絲織品，作為對紡織品進行剝離、保護、記錄的實踐者，我們工作的認真嚴謹是在當時都有目共睹的。即便是這樣，對于田獵紋絳的認識，在初期卻仍不正確，甚至發(fā)掘報告上也誤寫成織絳。
現(xiàn)今許多出版的資料上面也有錯誤，如對馬山楚墓刺繡衾被的單位紋樣提取，除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外，即便文物出版社的《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發(fā)掘報告》在紋樣單位的分割上都有偏差。這可能也和作為發(fā)掘者本身對于文物的誤讀有關。而對于這些誤讀的糾正，則來源于沈先生一直以來的研究要求，以及個人對于再現(xiàn)歷史真實的強烈渴望。
上個世紀70年代，在完成了湖北江陵馬山楚墓的發(fā)掘之后，我個人在工作之余又投入到對文物的再現(xiàn)的憧憬之中。在對兩千多年前文物樣貌的極端熱情下，克服了多方困難，對文物再次進行更深的解讀，并著手復制馬山一號楚墓的N10衣袍。（圖十四）該衣袍兩袖平直，寬袖口，交領右衽。衣著通體以鎖繡完成鳳鳥花卉紋的刺繡，領緣田獵紋繡飾則以納繡工藝完成。平面剪裁的中國傳統(tǒng)服飾，一向具備著立體剪裁的效果，N10的腋下方型嵌片，初看不知其功用。但復原完成后，系上腰帶，不論手部做出何種動作，衣裙均紋絲不動，既方便動作，又保持了禮儀的靜雅，十分值得今人借鑒。
圖十四：馬山一號楚墓的N10衣袍復制品
馬山楚墓N2的被子上的圖案亦十分精美。如圖十五，為龍鳳組合的圖案，兩條S形的龍相對，風嘴銜著龍尾，而致使龍好像在扭曲掙扎。在這批紋飾中均為鳳在上方，不是鳳嘴咬著龍尾就是腳踩著龍。整個圖案結構十分講究是龍鳳互相交錯，左右翻轉對稱，上下錯半格。該墓葬所有的圖案均以龍鳳虎為主，而且都是鳳占上風，這似乎與當時楚族的圖騰或信仰有關。
圖十五：馬山楚墓N2的被子上龍鳳組合圖案
對馬山楚墓紡織文物的復制工作，使得沈先生十分欣喜，他甚至說“將多年經(jīng)歷過的代表性衣物這樣一件件的做下去，放在一間屋子里展示出來，就是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了”。而哈佛的張光直教授更是激動地指出：你的這些工作就是應用實驗考古學研究方法對古代服飾的再現(xiàn)，這使興起于美國的最新的研究方式，沒想到已在中國出現(xiàn)，在尚不夠受重視的新興學科——紡織考古中嘗試起來。他鼓勵我不斷地繼續(xù)下去。
自湖南馬王堆漢墓文物的成功發(fā)掘和面世后，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又相繼在湖北江陵馬山楚墓，陜西法門寺唐塔地宮、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北京大葆臺漢墓、遼寧省葉茂臺遼墓、河南省三門峽虢國墓、新疆民豐尼雅東漢墓、北京老山漢墓、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等一系列墓葬不斷出現(xiàn)重要的紡織品文物。我們雖然盡心耐煩地工作，但由于方法并未受到學界的真正重視，留下來的僅是糟朽不復原貌的存留，無法讓人們直觀的認識絲織文物，讓世界對中國的絲織、服飾歷史的認識停留在灰暗的印象里。我雖倍感遺憾與責任，但工作的忙碌，資金的限制，讓老先生們期望的紡織實驗考古學的拓展工作不得以的停滯下來。
（三）江西贛州慈云寺塔天宮暗龕
2004年5月26日。江西贛州市博物館在對慈云寺舍利塔進行維修，在第四層內(nèi)壁暗龕中發(fā)現(xiàn)了大批北宋初年殘碎文物。（圖十六）
圖十六：江西贛州慈云寺塔及出土文物殘片
慈云寺塔出土紙本書畫的修復工作與傳統(tǒng)中國書畫裝裱修復技術有極大的差異，是一項運用考古分類學、文物保護技術與中國繪畫研究等多個學科共同完成修復與研究工作，歷時五年完成。
殘片整理初期利用考古學中的器形分類的方法，將眾多的殘片經(jīng)由材質(zhì)、顏色等基礎特點進行初次分類揀選。而后將這些經(jīng)過分揀的紙絹類文物殘片再根據(jù)其畫意揀選分類，將殘片再拼合選取相近畫意逐漸拼對。經(jīng)過初步拼對后，再經(jīng)過用桑蠶單絲網(wǎng)連接定型，畫心悶透后揭命紙，襯紙吸水排實，破損處延缺損邊刮口，依缺損輪廓引補，貼折條等步驟后，共修復三十余張北宋時期的供養(yǎng)畫，傳世的當時此類繪畫幾乎沒有。（圖十七）當時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看后，一邊看一邊搖頭說：“看不懂，看不懂”，并建議任何專家都不要寫結論性的觀點，考古報告完整公布資料，讓各個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研究當中。
圖十七：大中祥符七年殘件修復前后
三、建立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的構想
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和文獻記述著：中國人的衣著服飾文化從發(fā)紉到舉世輝煌的點點滴滴，半個多世紀的紡織考古科學發(fā)掘也呈現(xiàn)給世界一條服飾文化實物鏈。從遼寧發(fā)現(xiàn)的距今四萬五千年左右的小孤山超細骨針到河姆渡的紡織機具，再到馬山、馬王堆、法門寺、尼雅紡織品文物等，雄辯地展示了中國服飾文化歷史上的輝煌。我國養(yǎng)蠶織綢技術是呈現(xiàn)給世界的重大發(fā)明。
中國著名文學家、文物歷史學家沈從文自半個世紀前受周恩來總理提議開創(chuàng)中國服飾文化研究保護之先河，沈老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而后，從馬王堆漢墓、馬山楚墓、法門寺地宮、新疆尼雅、北京老山到江西靖安大墓等等一系列的紡織考古重大發(fā)現(xiàn)次次令人驚嘆。鑒于脆弱的紡織品文物保存的局限，沈從文面對我們研究復制的戰(zhàn)國刺繡綿衣說：若能這樣，成熟一件做一件，積少成多，有房子陳列起來就是“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他還把這個想法報告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文物局，可惜因種種緣由沈從文和王㐨先生未能如愿。
逢盛世，若有條件建立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將是功德無量的盛事、善事。若有識之士聯(lián)合考古、文保、紡織領域的專家學者，結合掌握傳統(tǒng)紡織技藝的技術群體，在老一輩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規(guī)劃基礎上，利用實驗考古學的方法，有計劃地再現(xiàn)中國歷代服飾的真諦，創(chuàng)建集研究、保護、傳承于一體的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應是中國服飾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和重要舉措。
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應包含以下幾種功能：
1、紡織考古發(fā)掘研究與保護（要與有資質(zhì)單位合作），各類紡織工藝技術研究、保護、傳承；
2、舉辦紡織考古發(fā)現(xiàn)展覽；
3、廣泛征集、保護、展覽社會流散古代紡織品文物；
4、在科研基礎上，高級別復制歷代服飾文物精品；
5、紡織機具（絹、綾、綺、錦、絨、緞、緙絲、妝花）衍進的陳列
6、印染工藝（植物、礦物、動物三種系列）；
7、養(yǎng)蠶繅絲（模擬展示）；
8、刺繡工藝（工藝衍進和地方特色）；
9、飾品（冠戴、靴鞋、首飾、衾被、配飾）。
匆匆?guī)资赀^去，華發(fā)斑白，回收往夕，僅憑自己的一點執(zhí)著堅持下來。所幸的是對沈先生可以說問心無愧了，一方面沈先生開創(chuàng)的中國服飾研究事業(yè)在推進，沈先生的實驗考古學的精神沒有熄滅，仍在默默的發(fā)揚光大；另一方面沈先生的研究經(jīng)過不斷的努力注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傳承有序，一支古代紡織品保護研究的年輕隊伍已基本成熟并日漸在壯大。（圖十八）
講座結束后，與會學者與王亞蓉研究員就中國古代服飾文化與現(xiàn)代服裝潮流的結合和應用，紡織考古在各個年齡段的梯隊建設，建設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的具體設想以及進行紡織考古具體操作的細節(jié)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熱列地討論。王亞蓉研究員耐心地一一作了詳盡地的答復。
圖十八：王亞蓉研究員及其紡織考古研究團隊
最后，劉國祥研究員再次向王亞蓉研究員表示感謝，并頒發(fā)講座嘉賓聘書（圖十九）。他認為此次講座提供的資料十分系統(tǒng)詳盡，全面介紹了紡織考古自沈從文先生經(jīng)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先生以及到現(xiàn)在以王繼勝、司志文、傅萌、賈汀等為代表的年青一代紡織考古人的發(fā)展歷程，并詳細舉了江西靖安東周大墓、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戰(zhàn)國楚墓和江西贛州慈云寺塔天宮暗龕三個紡織考古的例子，展現(xiàn)紡織考古人工作的科學、嚴謹、細致、艱辛以及取得的豐碩成果，同時王亞蓉先生還就“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提出了大致的設想。這些內(nèi)容無疑令大家受益良多，并對王亞蓉先生的團隊產(chǎn)生由衷的敬佩之情。
圖十九：劉國祥研究員為王亞蓉研究員頒發(fā)講座嘉賓聘書
圖二十：講座現(xiàn)場
（整理：秦超超 審稿：王亞蓉）
